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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外援与通货膨胀的关联

来源:www.lincolncommission.org 点击:12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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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抗战外援:1937-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》,[美]阿瑟·N.杨格著,李雯雯译,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9 件的前提下得到大额援助,但美英两国对中国抗战的表现不太满意,怀疑援助被滥用,开始插手中国内部事务,又加剧了蒋氏的反感,双方很难坦诚交换意见,这种摩擦大大降低了援助的效果。齐锡生把中美在抗战期间的关系,叫做“剑张弩拔的盟友”,确有道理。

本文不拟对该书作全面的评论,而是引用该书的一些成果,揭示经济援助未得善用与1940年代通货膨胀的关联。战后的物价飞涨,来自抗战过程中通货膨胀因素的不断累积,1948年发行金圆券只是最后的总爆发,是结果而非原因。抗战当中,国民政府本可利用经济援助来控制物价上涨速度,利用外援失败的原因则至为复杂,国民政府施政不力固然难辞其咎,美英犯了不少错误,而苏联在背后的运作也不可忽视。

抗战军兴,日军占领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,中国税收显著缩水,军费暴增,一增一减之间,通货膨胀不可避免。要维持持久抗战,最重要的乃是争取外援,这是一个弱国对抗强敌时无可奈何的选择。外援的作用,除了军用物资的补给,非常重要的是保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,维持军公教阶层的生活水平,保持士气的高涨。本书作者曾参加一些欧洲国家一战后的经济重建,对治理通货膨胀的紧迫性有深刻认识,曾多次提请孔祥熙注意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,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。

1937年6月法币发行量仅有19亿元,为应付急剧增长的战争开支,1943年冲到754亿元,1944年更猛增到1895亿元,1945年超过1万亿元。物价飞涨使得许多知识分子、城市平民生存维艰,失去尊严,转变为反对派。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在1944年就已显露败相,这个败相不是说军事上输给日本,而是失掉了正常执政的基础。这个结果并非不可避免。1942年春,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5亿美元贷款协议,如能得到善用,1943-1945年间的货币发行量可以控制在适度增长的范围。

1942年,中央银行席德懋提出利用美国黄金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案,杨格极力赞同。他们认为,在公开市场出售美国支援的黄金,是抑制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措施;当通膨势头初起?保资刍平鹉馨颜飧鍪仆肪】齑蜓瓜氯ィ怀中泄媛傻呐资郏嵊帐苟诨呓钟械姆ū页鍪鄹胄校展5墓郝蛄Γ匀痪徒档土朔ū伊魍坑肓魍ㄋ俣龋ㄕ涂刂圃诤侠硭健?1942年底,孔祥熙同意了这个方案,经中美双方协商,在对华贷款5亿美元额度内,拨出2亿美元购买黄金,以每月2500万美元的进度,分期空运到中国。这个方案如果得到实施,配合其他措施,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可以基本控制住。

不过,有充分证据表明,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·D·怀特,跟他手下负责对华贷款业务的柯弗兰、艾德勒,在1944-1945年间,利用种种借口阻挠向中国发运黄金,放任国统区物价发生螺旋式上涨,摧毁了市场信心。

战后,美国参议院举行系列听证会,审查潜伏在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中的苏联间谍。听证会资料表明,怀特在财政部任职期间,多次向苏方提供重要情报,安排一百多亿美元的对苏援助,被称为“苏联的秘密武器”。怀特及其领导的财政部货币与统计研究室,具体负责对华经援。研究室主任柯弗兰(1907-1980,Frank Coe)、经济分析员艾德勒(1909-1994,Solomon Adler),加上怀特,这个三人小组,实际上操纵了美国财政部的对华经援。

斯大林最害怕日本进攻西伯利亚,抗战初期给中国提供大量军援,目的在把日军“困”在中国,美国财政部的“三驾马车”对此配合默契,在抗战初期的对华援助中表现积极。斯大林格勒战役后,苏联无后顾之忧,“三驾马车”抓住财政部长摩根索日理万机无暇他顾的机会,拖延对华经援的实施,用种种借口阻止黄金发运。1944年上半年,美国财政部仅仅交付了200万美元的黄金,与罗斯福总统承诺的每月2500万美元的黄金相差极远;后经中国方面催促,财政部只是用少量黄金应付,1945年2-5月间又完全停运。正是在这性命攸关的两年里,国统区通货膨胀进入失控轨道,后来采取的各种措施均属于苟延残喘,几无用处。

杨格在他的另一本著作《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》中说得很直白:怀特“扣住黄金不运往中国,加剧了通货膨胀,并造成了战时和战后随之而来的一切严重后果。”(杨格:《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》,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世界经济研究室2008年,第225页)杨格的观点或有偏颇之处,他所披露的史实仍然发人深思。

陈晓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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